标题 正文

土耳其:勇敢人的国家

个人代表作铁军杂志解放军报记者 刘丽群2013-12-26 16:09编辑:记者部网络组

土耳其在鼎盛时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亦展现了其高度的文明,它拥有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中的两个:阿尔忒弥斯神庙和摩索拉斯基陵墓。但17世纪土耳其著名学者舍勒比临死前警告其人民,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就将很快“用张得像牛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与俄交战11次、前后长达241年之久的国家,是怎样从“西亚病夫”跨进21世纪现代文明的呢?

从“圣战勇士”到“西亚病夫”

1500年前后,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奥斯曼人驰骋在欧亚非三大洲,控制着连接东西方的主要通道——地中海,整个西欧都在他们的铁蹄之下呻吟。但过度迷信马背上的成功经验,未能摆脱游牧民族的先天不足,面对用蒸汽机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了衰落。

“土耳其”一词由“突厥”演变而来。在鞑靼语中,“突厥”是“勇敢”之意,因而“土耳其”即为“勇敢人的国家”。它兴起于小亚细亚,靠着其草原“加齐”(即“圣战勇士”)的传统,在与拜占庭和穆斯林国家长期的战争中发展起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属西突厥人,黄色人种,是著名族长奥斯曼的后人。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用智慧和勇气让基督教国家感受到了东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力量。

11世纪初,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开始土崩瓦解;14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开始在小亚细亚半岛崛起。在这一衰一兴两个帝国之间,西亚曾出现一个承上启下、对世界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巨型帝国——塞尔柱帝国。该帝国沿袭阿拔斯王朝和波斯萨曼王朝与突厥伽色尼王朝的政治制度,在苏丹下设首相(即维齐尔),全权代表哈里发处理政治、军事、财政及宗教事务。公元1300年,塞尔柱王统中绝,奥斯曼代之而起,尊号为“苏丹”,奥斯曼土耳其就此开国。

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人建立的国家,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初居中亚,后领土扩张至小亚细亚并日渐兴盛。1453年灭掉东罗马帝国后,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征服君士坦丁堡同时稳固了帝国作为欧洲东南部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霸主地位,接下来帝国就进入了漫长的征服扩张期,将疆域扩至欧洲及北非。奥斯曼帝国陆上扩张倚靠其军事革新与军纪,而海军则主要是在意大利城邦及葡萄牙人手里争夺而保障其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的远航路线。

奥斯曼帝国极盛时地跨欧亚非,包括整个巴尔干半岛、亚细亚半岛、中东地区及北非大部分,西达摩洛哥,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奥地利帝国和罗马尼亚,南及苏丹,控制了西欧到东方的通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但公元1571年勒班多大战,奥斯曼帝国遭受了毁灭性失败,自此西班牙走上世界霸主的地位,加上沙皇俄国的崛起,领土不断被俄、英、法等国蚕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土耳其加入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作战,300万军队全军覆没。战败后,被迫签订了《色佛尔条约》。该条约使土耳其只能保留原帝国领土的五分之一,并丧失独立,沦为半殖民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凯末尔领导了民族民主革命,击败了英法等帝国主义支持的希腊侵略军,结束了奥斯曼帝国6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神权统治,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

历经241年的俄土战争,俄国扩大了疆域,而在土耳其对外战争失利之际,西欧列强提出了“不让土耳其灭亡,也不让土耳其强大”的口号,纷纷染指奥斯曼事务。奥斯曼帝国境内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政府负债累累,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奥斯曼的战争机器终于在匈牙利平原停下来的时候,欧洲人远洋航海活动的发展,已经引来整个欧洲经济贸易活动的巨大变化。

17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东方的贸易权,土耳其人失去了对东方贸易的丰厚利润,而在欧洲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在技术上也远远落后于他们昔日的“手下败将”。他们不仅没有自己的发明,对别人的发明也无动于衷,不仅在军事上日益落后,而且在农业、工业和运输业等方面甚至还停留在中古时代,但这种落后不应完全归因于“伊斯兰教的保守”或土耳其的不开化。

早期伊斯兰教主张人们追求科学与知识,“去寻求知识吧,哪怕远到中国”,穆罕默德就说过这样的话。中世纪穆斯林在自然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表明,伊斯兰教传统并不是穆斯林世界思想停滞的原因,而是因为伊斯兰教将穆罕默德奉为最后的、最伟大的先知,这就阻止了他们接受新的东西,而只是忠诚地履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典。这种状况还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只能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为中心,这种研究是无意义的分析,因为没有任何理论和哲学建树。扭转“西亚病夫”颓势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了。

苏丹“师夷长技”

土耳其极盛时期,不仅其建筑、医学、造船和兵制等一度远远领先于欧洲、称雄于世界,而且“伊智提哈德”制度也曾保证了伊斯兰文化强大的创新能力。

“伊智提哈德”,即在伊斯兰教的立法实践中,专指教法学权威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根据经、训的精神,运用理智,并通过公议(伊智玛尔)、类比(格亚斯)等方法,推演出与整个教法宗旨并行不悖的教法结论与条规的整个思维过程,其中也包拾对《古兰经》、圣训的释义、应用、直到制定出新的具体的律例。

在所有涌进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中,土耳其人最关注的就是军事。近代土耳其改革由军事改革入手,最初也像晚清“洋务运动”停留在“师夷长技”的“器物”与技术层面,但他们从来都不抵制来自西方的“有用发明”,即先进武器。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穆斯林就在战争艺术上,特别是在像工兵、航海和炮兵等技术性较高的部门,做了基督教国家的学生。

早在15世纪初,土耳其就开始将火器用于战争,特别是攻城。第二次科索沃战役以后,土耳其人开始使用野炮、步枪和手枪,投弹兵和坑道兵也开始在奥斯曼军队中起主干作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就得益于先进的炮兵。

奥斯曼人还特别注意接受西方人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海图制作技术。17世纪,一部标准的奥斯曼地理学著作《吉汉尼玛》(《世界鉴镜》)问世,这标志着奥斯曼人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接受与理解。

在这段时间内,奥斯曼帝国用一副堂皇的军事外表掩盖了它自己在技术与创造力上的日趋衰落,军队中较好的炮匠和炮手,舰队中较好的船工和航海员,全都是西方亡命徒和雇员。

17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日益衰落,这源于穆斯林学者对变化中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学说,甚至从穆夫提(文化领袖)到农民都相信地球是被一根大铁链固定悬挂着。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描述“如果有人在17、18世纪进入穆斯林国家,他一定可以看到500年前的惯例和制度”。

1756年法国与奥地利结盟后,土耳其竟称他们是“一只猪与另一只猪”的联合,而1571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盟军在勒班多海战中击败了土耳其,更是充满了象征意义。这是因为当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在先前取得领先于欧洲的优势时,整个伊斯兰世界就开始变得傲慢自大了。

当欧洲列强开始开辟新航路,开展海外贸易与殖民,抢占各大洲的战略要津时,奥斯曼帝国却无动于衷,就这样进取的欧洲逐步超过了自满的奥斯曼帝国。

封闭和傲慢很快就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滑向亡国的深渊,先后败于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以及后来的“宿敌”俄国,成为“西亚病夫”。

38岁的苏丹塞里姆认为,土耳其要想在强敌如林的世界上立足,就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而沙皇彼得大帝改革的成功,更是给他以启迪。

1716年,法国人成功在伊斯坦布尔建立消防队,这成为土耳其城市市政改革中的第一项。海军三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取代划桨船的改造,使其成为奥斯曼海军的主流战舰。

18世纪30年代后,土耳其的陆军改革提上了日程,其中建立一座新的炮兵训练中心“亨代塞汉埃”(几何学校),给土耳其现代军事发展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一种供炮兵使用的“二弧象限仪”和一些与几何学、三角学、军事科学等与土耳其及欧洲历史有关的论文、专著等。

继塞里姆后登上苏丹宝座的是有着“土耳其彼得大帝”之称的马茂德二世。他的改革是从建立新式军队入手,他请来欧洲教官训练军队,使用欧洲人编写的教材。在海军整顿方面,他则依靠美国船舶专家和英国海军顾问。同时,他仿照西方的政府体制,设置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等,实行高薪俸禄,并试图以此杜绝官员贪污犯罪。

维持一支1.2万人的新军,不仅加强了苏丹对地方的控制,而且对进一步消灭封建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军事改革,更多的却是停留在“技”这个层面上,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土耳其的落后面貌,甚至也无法阻止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趋势。

凯末尔“脱亚入欧”

历史学家汤因比将文化分为四个时期:青春期、生长期、成熟期和衰败期。任何文化要想保持活力,就必须不断吐故纳新,倘若凝固封闭,丧失调节改革功能,则必将被时代所抛弃。

当凯末尔推行彻底的“脱亚入欧”国策时,土耳其人既有对欧洲强盛的羡慕,也有对广大伊斯兰世界诸国落后的不齿,因此凯末尔的暴烈文化改革并未遇到强烈的抵抗。这种心态,与日本明治维新后对欧美和中国的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

亚洲最东端的日本与亚洲最西端的土耳其,不约而同采取了“脱亚入欧”的国策。作为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国家,土耳其的文化具有多元性,是伊斯兰世界最具包容性的国家。经过200多年的挣扎与反思,凯末尔选择“脱亚入欧”,在政治上确立现代制度以根除国家落后的根源。在学习效仿西方的过程中,土耳其逐步走向西方、走向现代。

凯末尔认为,“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凯末尔能够对土耳其的传统文化进行革新的前提是国家的独立,以及采取了比较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妥协态度,促使土耳其走上了国家复兴和现代化的道路,并且也使土耳其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就为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进而也有利于巩固其国家政权。

尽管凯末尔使土耳其人从君主制封建体制走向了民主共和,但他也走向了个人强权与独裁的另一个极端。他认为,当时伊斯兰社会有许多种生活方式,但太过宗教化是不够进步的,而且还与共和制度与现代社会对立,也与现代民主制度矛盾,所以,要实行土耳其的现代化,就必需以倡导世俗化和全面西化这样一个假设为前提,与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决裂,采取将土耳其融入“唯一”的欧洲文明的一系列措施。

凯末尔拥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和一支对其绝对服从的军队,他倚重军事力量的支持,推行全盘西化政策,即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西方为蓝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强力改革,但也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凯末尔的独裁指导思想,导致土耳其政坛至今仍存在独裁政府与军官的长期干政。历史上,土耳其军队数次发动军事政变,强迫民选政府下台,而且所有法律必须经由军方控制的“宪法法庭”审查才能生效,“民主”这两个字,变成了土耳其军人把持国家命运的华丽外衣。

在亚洲的最东端,日本曾经学习中国长达千年之久,但日本却游离在广袤的大陆之外,是中华文化圈的外围,而到了19世纪美国“黑船”叩关,日本迅速发现传统文化不足以应对史无前例的大变局,于是迅速学习和移植西方文化。文化边缘的国家,在遇到挑战时,反弹相对较小,而且也更容易接受变革。

但一个国家仅仅具有现代化的外表是毫无意义的,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文化结构,而这一理想却只能通过传统文化的转型才能得以实现。

对此,土耳其学者说:“为了在西方文明的范畴内建立我们的民族文化,把我们自己从阿拉伯宗教哲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是完全必要的”。对宗教进行世俗化改革,目的是使土耳其从宗教的束缚与桎梏下解放出来。

何谓世俗化?就是减少社会中超自然的成分和神秘性,建立一种完全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附属于国家政权的宗教关系,并在法律上规定政教分离的原则,禁止宗教对政治和教育的影响,使宗教从无处不在的现实生活中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使人们能从传统伊斯兰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转型的路径上,凯末尔主义的理论奠基人格卡尔普曾发出“到人民中去”的号召,“土耳其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到人民中去’”。

格卡尔普所说的原则是建立在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区别的基础上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构成其精英。精英分子们因为他们较高的教育和学识而区别于人民大众。正是他们应该到人民中去。”但格卡尔普认为,让精英走向人民,不是为了让文化下乡,“精英是文明的承载者,而人民是文化的拥有者”。

凯末尔说,“我的微小的躯体总有一天要埋于地下,但土耳其共和国却要永远屹立于世界。”如何屹立于世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盛而衰、再由“西亚病夫”迈进现代化,正如其国旗上那弯象征驱走黑暗、迎来光明的新月和星一样,就是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要找到改革内在动力与持续的源动力。

今年春夏之交的5月,伊斯坦布尔地方政府“强拆”盖齐公园引发土耳其民众示威,土耳其评论家伯兹科特称,总理埃尔多安和总统居尔试图在下次大选时搞“王车易位”,以便长期掌权,因而世俗主义反对派对此忧心忡忡,便借反强拆引爆了和正发党政府的矛盾。尽管正发党在土耳其的前3次大选中获胜并单独组阁,但实际得票率却从未过半,也就是说,半数以上的选民实际上并没有把票投给正发党,因此对正发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就自然不少了。

正发党3次赢得大选后,埃尔多安独断的领导作风就更加明显,他把自己的保守观点强加在土耳其社会,而这次示威恰恰就是土耳其社会对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领导风格和保守伊斯兰主义立场的兴师问罪。从长远看,土耳其需要一个能够反映选民真实愿望的选举制度,尽管土耳其当前沿用的选举体制有历史上的作用,但现在却已成为世俗派选民愤愤不平的原因,因此这值得制度的制定者去反思,而选举上台后的正发党,的确也需要透过这次危机来理解和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使土耳其这个“模范民主国家”在未来迈向稳定的发展之路。

相关阅读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