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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传统与现代的磨合

个人代表作解放军报记者 刘丽群2013-12-26 16:11编辑:记者部网络组

伊朗人最爱说:“我们曾经辉煌过。”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是他们永远的骄傲。伊朗遭受过外族的入侵,并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但这除了让伊朗人备感屈辱外,也激起了他们捍卫、复兴波斯帝国荣耀的自尊心。今天,伊朗这样一个拥有像华丽的波斯地毯一样多彩复杂历史的文明古国,正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磨合。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伊朗国土面积在163万平方千米左右,绝大部分位于高原之上,海拔在900至1500米之间,德马万德峰海拔5670米,为伊朗最高峰。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干旱,如此恶劣的环境,让伊朗人民对于自然神有着狂热的崇拜:一方面民族流淌着彪悍不羁的血脉,另一方面又对神灵抱有谦恭的敬畏。

地处亚非欧交汇处的伊朗,各种思想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不得不面对大国的纷争,但是,他们既反对西方世界的纯粹自由,也反对东方国家的无神主义,追求的是伊斯兰教的“纯净”与“完美”。

霍梅尼强调的“纯净”与“完美”,具体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大批旧政权的高级军政官员遭到囚禁或处决,象征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被一扫而光,伊斯兰教清规戒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德黑兰妇女蒙上了黑纱、穿上了长袍,街头巷尾挂满和涂满了“打倒美国”的口号。

在美国人眼中,伊朗则不仅是“邪恶”轴心,还是“无赖”国家。今年,美国再次将伊朗列入继古巴后“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中。

伊朗伊斯兰革命所追求的独立自主、文化传承、公正秩序,是人类追求的高贵价值,因而应该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一样,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但却遭到了西方的敌视和丑化,甚至受到孤立和制裁。

上世纪60年代初,巴列维王朝推行一系列改革,但其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触犯了宗教人士的利益,加上其措施又脱离国情而使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到了70年代,形成了倒巴列维的群众运动。

1979年1月26日,巴列维被迫出走。2月11日,伊朗2500年的君主制寿终正寝,随之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开创了一个国家政权、法制法律以及社会生活三个方面都彻底伊斯兰化的共和国时代。

巴列维政权推行的是全面倒向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希冀通过美国的援助和支持而成为中东的地区性大国,同时作为美国的“波斯湾宪兵”。但是,革命后的伊朗,在霍梅尼上台后,强调的是建立“伊斯兰秩序”,而且认为世界充斥着“邪恶”,所以需要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因而推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一具有鲜明伊斯兰特点的革命外交政策,即:反美,反对西方;反苏,反对东方。这一政策导致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急剧恶化。

霍梅尼去世后,伊朗进入哈梅内伊为精神领袖的统治时期,内政外交渐渐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古老的国家、古老的民族,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外族入侵之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但沿袭霍梅尼思想的保守派与以哈塔米总统为首的改革派的斗争却十分激烈。

内贾德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老兵,他执政时期推行“革命主义外交”,他警告美欧说:“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就来指责伊朗。”并声称要“砍断侵略者的双手!”而伊朗的民众则告诉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我们早已从两伊战争中学会了如何从地雷上走过,以使后人踏着我们的身体前进。”

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其原因既有长期领土争端和宗教派系的对立,也有民族纠纷和领导者个人的恩怨。两伊战火的蔓延,曾导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海湾地区的严重对立,海湾局势也一度剑拔弩张。

伊朗新总统鲁哈尼在国外被称作是“改革的一阵清风”,在国内他却要在适应执拗的保守势力的同时,改善与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伊美“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毕竟,两国之间存在‘旧伤’,我们需要谨慎地行动,让伤口弥合”,但前提是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单边行为和欺凌行为”。这位温和派的新总统,虽然寻求“同世界进行建设性互动”,但也不会轻易向西方低头。

作为当年以暂停铀浓缩免于美欧制裁的执行者,鲁哈尼的当选,让美欧和伊朗民众对当前陷入僵局的伊核问题怀有期待。但由于伊核进展与经济制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所以新政府施展灵活外交的空间其实也很有限。

“向大山走去”的伊朗人

伊朗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既有向外扩张的历史,也遭受过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富汗人的入侵,这使波斯民族既有强烈的保卫民族文化的传统,也有捍卫国家独立的精神。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在《抓住时机》中写道:“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就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伊斯兰教的复兴者穆罕默德曾说,“求知对穆斯林男女都是天命”,“求知须从摇篮到坟墓”,“教育孩子一次,强于施粮一升”。

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就是聚焦于一个普通的伊朗家庭,片中一对中产阶级夫妻为孩子的教育是否移民产生分歧,最终被迫离婚,故事展现了当下伊朗特殊的宗教力量和社会形态中的亲情、人性和文化的冲突,尤其关注伊朗女性的处境。

这正是目前伊朗国内各种力量、思想和观念相互拉扯所产生的阵痛。法律、宗教、道德分裂出不同理解下的善恶与对错,因而剧中的人物无论坚持还是妥协,都没能摆脱最终的伤痛。影片没有给予哪个角色特别的褒贬,它只是用最为朴实平凡的笔触,铺开了一幅当代伊朗平民生活的生动画卷——艰难而痛苦的抉择。

2010年的一部印度电影《我姓汗》,则表达了穆斯林在“9•11”事件后的共同遭遇和感受。片中主人公利兹旺是穆斯林男子的一个代表,他是虔诚的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对人谦虚﹑和善﹑仁慈,却被人误解,但他的行为受念念不忘的《古兰经》和圣训指导,遵纪守法,从不越轨,只求社会能给他公正的待遇。

英国学者蒙哥马利•瓦特说:“因为西方抵制伊斯兰教,轻视它的影响,夸大他们所依赖的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今天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纠正这种错误认识和承认我们对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亏欠。”

今年,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惊现巨鼠,体型竟比猫还大,据说这是伊朗因发展核设施、受核原料和辐射的影响,德黑兰街头才会出现这些体重动辄达4~5千克的巨大老鼠,甚至连捕鼠器都装不下。

面对“变种巨鼠”肆虐,伊朗当局出动一支由10名狙击手组成的“精英狙鼠队”。截至2013年3月,他们成功扑杀2000多只“变种巨鼠”。

巨鼠成灾引发思考的不应该只是伊朗人。泰勒斯对于“怎样才能过着有哲理和正直的生活”的回答是:“不要做你讨厌别人做的事情。”这和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战争可以发财,但战争也可以成为泥潭。围而不死的伊朗很有可能把美国重新拖进战争的泥潭或新的战略困境。

哲学家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中,抬头看满天星斗,并预言第二天会下雨,而当他预言会下雨之时,他却掉进了脚下的坑里,差点儿摔死,当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把我救起来,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于是就有了一个关于哲学家的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脚下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两千年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前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英国19世纪最富盛名的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说:“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一些人还在仰望星空。”仰望星空的人,也必须关注脚下。

穆罕默德说:“既然大山不能向我们走来,我们就向大山走去!”伊斯兰教是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传入伊朗的,并逐渐被波斯人所接受而成为伊朗的国教,这是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在长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产物。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也没有绝对相同的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文明是在对外开放和交往的过程中成长和壮大的,而其生命力亦然。伊朗伊斯兰化把伊朗并入了伊斯兰世界,但伊朗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在融入伊斯兰教的同时,其民族本性和传统文化也在改变着进入伊朗的原生的伊斯兰教。

战略文化的意义就是通过从历史文化延伸出来的战略思维,厘清现实,把握未来。伊朗文化的中药特性就是寻求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因而要避免文明的冲突,就是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不断融合。

历史链接:高原上的国度

公元前2000年前后,波斯人向西迁入伊朗高原,定居在高原的西南部。波斯人属印欧人,与印度雅利安人为同一人种,“雅利安”原意为“高尚的人”,而“伊朗”则是“雅利安”之音的转译。

公元1901年,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在苏萨出土,苏萨位于伊朗的胡齐斯坦省,这个城市至少已有8000年历史,而这部法典则是世界上已知的第一部最系统的成文法典。

从居鲁士建立国家到大流士担任国王,波斯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王国,再到扩张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仅用了28年时间。公元前520年,在克尔曼沙以东的贝希斯敦村的悬崖峭壁上,用波斯、埃兰、巴比伦3种文字刻石记载了大流士19战、俘9王的功绩。

波斯帝国最大的特点就是版图极大,但境内发展却很不平衡,两河流域和埃及已是文明的发祥地,有近3000年历史,而伊朗高原和中亚地区还处在原始公社的解体阶段,因此大流士决定进行改革。

大流士改革旨在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但其对策并不成功。他依靠波斯人,军官也主要是波斯人,整个军队都以波斯人为核心,然后是米底人、东伊朗人,再次才是其他地区人。这就造成了统治与被统治民族的明确区分,并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明朗化。人为设置民族间藩篱形成的隔阂反而不利于统治。

波斯统治者为了用统一的宗教达到信仰一致的目的而推行拜火教。

拜火教起源于中亚,具有典型的游牧民族特点,其创始人琐罗亚斯德认为,世界上有善、恶二神,“善神”代表光明、正义,“恶神”则是黑暗和邪恶的化身,火是“善神”光明的象征。

大流士授意波斯祭司对拜火教进行彻底改造,“善神”变成国王的保护神,国王被神化,进而形成“君权神授”的思想体系,拜火教成为国教,其他神禁止信仰。该教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宗教之一。

在波斯征服地区,文明已有数千年,文化积淀也极为深厚,远非来自中亚落后的游牧民族宗教所能强行改变,因而当大流士把拜火教作为统一信仰,其结局就是强化了被征服民族对波斯宗教的厌恶和对统治者的极端仇视。

当波斯帝国遭遇亚历山大攻击时,埃及人甚至把亚历山大当作“解放者”,还给其加上“埃及法老”的桂冠,真心欢迎他的到来,可见埃及人对波斯人的积怨有多深。

亚历山大以波斯的继承人自居,力图使其统治波斯化,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重用原有的波斯贵族和官员,采取积极的民族融合政策,带头学波斯语言,穿波斯服装,娶波斯女子为妻,但当政权落入塞琉古之手时,塞琉古却使城市希腊化,并排斥当地文化,特别是使城市的控制者均为希腊移民。

到了安息王朝时期,曾有史学家这样描述一个与罗马交战的安息大贵族:“他们出门办私事也总要有1000头骆驼运行李,200辆车载妻妾,1000重装骑士和更多轻装骑士作为护卫,骑士扈从和奴隶加起来不少于1万人。”

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其阵势肯定是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文明在融合的过程中冲突难以避免,因而更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倾向。

萨珊波斯时期的宗教问题则伴随其始终。当时的摩尼教是反对社会贫富悬殊的消极宗教,后来以新教派形式出现,并对萨珊波斯的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这就是马资达克宗教运动。

而今,摩尼教即便是在其发源地,也寻不到其任何踪迹,但马资达克起义表明当时波斯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这促使统治者思考如何重建其统治秩序,因此萨珊史上最著名的胡司洛改革,也就拉开了帷幕。

胡司洛一世在位长达50年之久,这有利于改革和统治政策保持其一贯性和稳定性,这一时期成为萨珊波斯的鼎盛时期,但因其改革得来的财富和兵力被用于对外征战,萨珊波斯很快盛极而衰。

18世纪的伊朗,由于西方殖民者的渗透和干预而沦为半殖民地;19世纪的伊朗,社会更加黑暗,民不聊生,巴布教应时而生。

阿里•穆罕默德创立的巴布教,“巴布”意为“门”,意思是救世主的旨意通过此“门”传达给民众。穆罕默德希望出现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都过着幸福生活的社会。因为巴布教提出的经济要求带有反抗西方殖民势力的性质,后来的研究者将其视为19世纪中期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一部分。

19世纪后期,伊朗民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救亡图存运动,尽管不能改变伊朗的命运,但却阻止了伊朗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伊朗自此进入什叶派领导下的伊斯兰共和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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