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以下”改革,“瘦身”还是“变身”?

来源:军报记者作者:苏煜尧责任编辑:张春雨
2017-02-20 21:51

“脖子以下”改革,“瘦身”还是“变身”?

——《精锐之师——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引出的战略话题

■苏煜尧

“脖子以下”改革!“脖子以下”改革!!

当前,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脖子以下’改革”成了军内外媒体的热词,也成了受众关注的焦点。

那么,“脖子以下”改革,到底是“瘦身”还是“变身”?不少网友纷纷打听。这里,编辑就通过《精锐之师——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带你了解一下这个战略话题。

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军队转型,从外表看,都是压缩规模、减少数量。但从实质上看,各国家和地区军队不只是追求一般意义的“瘦身”,而是在“瘦身”同时,积极适应战争形态演变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求,谋求军事力量小而精、小而强的“变身”。其突出的特点是:

围绕谋求军事力量小而精、小而强的“变身”增效能。军队规模的压缩和数量的减少,从来都不是军队转型的目的。军队转型的目的是要在做减法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军事效能。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武器装备的杀伤力、杀伤精度日益提高。军事效能的提高可以更多依赖科技,而不是依赖于规模和数量。在火力打击的能效控制方面,大量射程远、命中概率很高的导弹、制导炮弹、制导炸弹和制导鱼雷等精确制导武器,已不是一般的火力,而是被信息直接控制下的火力。与传统火力打击相比,摧毁同样一个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需要9000枚炸弹,越战时只需要300枚,到了海湾战争时只需2枚。信息的有效控制,打击兵器效能惊人地提高,使信息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使战争由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破坏、摧毁,甚至是彻底消灭对手,转变为精确化的控制性打击,并力求以最少量、最优化的可控性打击,达到最大的作战效益。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强调,不能同数量占优势的潜在敌手在单个的人对人、炮对炮、坦克对坦克的基础上,在所有方面进行竞争,而是创造美国的制衡性优势,以战略空军和海军力量来制胜对手。美国认为,要对付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唯一的办法是运用美军的质量优势,“以质取胜”。因此,衡量一支军队转型的实际效果,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要看这支军队的质量效能是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围绕谋求军事力量小而精、小而强的“变身”细管理。军队的转型,从一定意义讲是管理方式的转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的飞速发展并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应用,以及军事理论的创新和新的作战方式的涌现,使得军队再也不能延续那种粗放式的与日益专业化不相适应的管理,而要建立和实施更加高效的现代军事管理。就军事领导管理体制来讲,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和平时期军队大量经常性的工作是对部队进行教育训练和行政管理,如果把这些日常性工作和执行军事任务搅在一起,指挥机构就必然会陷于事务,也很难做到指挥精干高效,这就需要实行军政与军令系统分离。美军于20世纪50年代率先实行作战与行政分离体制。1986年,美国颁发《国防改组法》,决定美军继续沿用“作战指挥系统”和“行政/后勤系统”的“分离”式指挥体制。作战指挥系统一般称之为军令线,是由总统——国防部部长(通过参联会)、联合司令部司令(特种司令部司令)——各军种部队司令构成。主要负责作战指挥,拟制作战计划,承担军事咨询,行使作战行动指挥权,并对军事行动进行战略指导。行政/后勤系统一般称之为军政线,是由总统——国防部部长、军种部(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各军种部队构成。主要负责确定各军种部队的编制、装备,任命各军种所需的军官,组织军种部队进行技术战术训练,对各军种的武器进行维修和保养,组织和实施对各军种部队的后勤支援,制定、修改和完善各军种的作战条令等。由于实行军令与军政相分离的体制,各级指挥机构得以摆脱庞杂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专门负责对军队的作战指挥,从而保证了指挥机构的高效精干。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军队,都在积极仿效美军,进行了类似的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围绕谋求军事力量小而精、小而强的“变身”通经络。军队的转型从组织上讲,实行军政军令适度分离还不够,关键还要提高指挥的效率,畅通指挥“经络”。这个“经络”,一般来说有两个要件,一个是优化指挥体制,一个是发展先进的指挥手段。优化指挥体制,最主要的是取消军种的作战指挥权,实现一体化联合指挥。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解决陆、海、空三军分立的指挥体制,建立了由国防部部长(通过参联会)统一指挥的体制。为了对各军种实行联合指挥, 20世纪80年代,美国规定,国家级领率机构参联会由1名主席、副主席以及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4名军种主官组成,通过下设的联合参谋部对各军兵种部队实施作战指挥。战区级和地区级联合司令部也由各军兵种的指挥和参谋人员组成。美、英等国军队为进一步加强司令部联合指挥建设,在司令部的内部结构上大胆创新,相继采用合成系统结构,即在一个大系统下,设若干战役战术分系统,形成按任务区分的指挥机构。同时,为提高指挥效能,美军还不断改进了指挥手段。20世纪60年代初,美军开始建设战略级、战区级和战术级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在从C2到C3的起步期内,由于系统建设基本上是由各部门、各军种各自负责、分散进行,且采用的计算机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等多种原因,系统存在许多缺陷。如三军系统不能互联、互通;系统综合能力差,不能提供准确的情报和作战毁伤评估;预警探测、指挥控制、情报处理速度慢;综合识别能力不够;采购、使用、维护和改进费用都很高,经济上难以承受等。

围绕谋求军事力量小而精、小而强的“变身”优结构。军兵种比例关系是军队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世界主要国家在精减员额、压缩陆军的同时,都在不断地扩大海军和空军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军兵力、规模、结构等大都由高到低,再到高,呈U字型发展之势,海军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到冷战结束前,不少国家海军的规模几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印度海军为例,从1966年起印度海军军费逐年上升,海军武器装备的采购、研制和生产在三军中的比重增长最快,海军兵种比例也日趋完善。到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时,印度海军人数已增加到4万人,作战舰艇增至74艘。到20世纪80年代,印度海军的地位作用再次提升,海军军费稳步增长,各兵种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到1991年,印度海军兵力总数达5.5万人,作战舰艇约100艘。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强海军建设,“使武装部队保持足以实现其宗旨和目标的那种均衡和灵活性”。1988年,海军军费开支占三军总开支的35.3%,而同期的陆军和空军分别占26.8%和31.1%,其他费用占6.8%。日本根据“海上歼敌”的作战指导思想,从1985年2月起把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建设作为重点。到1990年上半年,陆上自卫队减少1705人,海上自卫队增加4104人。空军建设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各国加强了空军建设。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核军备竞赛的影响,空军的常规建设和规模有所缩减,空军兵力普遍下降。1970年,美国空军下降到79.1万人,1980年下降到55.7万人。同期,美军对各大司令部进行缩编,撤销了战术空军的4个空军师部,航空航天第1、第10航空队及3个师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核力量的发展已经接近顶峰时,各国重新重视空军建设。1982年9月,美国成立空军航天司令部,统一领导空军全部空间活动。目前,美国的140万现役兵力中,陆军的总人数下降到50万人,海军和空军的兵力保持35万人,还有18万人的海军陆战队。相比之下,我国230多万人军种比例结构,陆军170万人,海军25万人,空军40万人,陆军的比例明显偏高。

围绕谋求军事力量小而精、小而强的“变身”强重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压缩军队规模的同时,根据新军事变革理论、信息化武器装备的要求,优化军队内部结构,加快了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一是加快了空天力量建设的步伐。太空是未来战争的制高点。如果说过去发达国家在空天力量的建设上,主要是考虑空间对各种作战力量的信息支援,那么,近一个时期以来,则是更加注重空间作战领域的开发和空天作战力量的建设。美国在《航空航天部队:21世纪保卫美国》白皮书中明确,美国将围绕作战空间感知、远程精确打击、导弹防御、信息战和航天作战5种能力,构建和全面打造航空航天部队。俄罗斯的军事航天力量最初隶属于战略火箭军,经过两次调整以后,成立了独立的航天兵。包括印度、日本在内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都在积极发展军事航天力量。就连朝鲜也都想在这个领域有点作为。这些都说明,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都非常看重空天力量建设。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军队转型中谋求军事力量小而精、小而强的“变身”,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新型战争需要新型军队,更需要新型军事力量在战争中扮演主要角色。当前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不只是追求一般意义的“瘦身”,而是在“瘦身”同时,积极适应战争形态演变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求,谋求军事力量小而精、小而强的“变身”。

这其实更是在叩问我们:抢占未来信息化战争制高点,中国有没有必要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中国将构建什么样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等等。

由解放军报社长征出版社出版的《精锐之师——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以下简称《精锐之师》),着眼实现强军目标,全面、系统回答了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一系列问题,并重点对中国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三大战略问题”——战略意义、战略途径、战略突破进行了权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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