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乳汁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王愿坚责任编辑:薛祺
2017-06-13 09:20

标题书法 张 继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忆起“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王愿坚(1929-1991)是著名作家、编剧,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有《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普通劳动者》《路标》,以及电影文学剧本《四渡赤水》《闪闪的红星》(合作)等。

王愿坚是“长征”副刊的老作者,曾多次惠赐佳作。最近,编者去看望王愿坚先生的夫人翁亚妮时,得知他尚有一些遗作未曾公开发表,征得同意,交由《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独家首发。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们刊发这位一生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著名军旅作家的遗作《人民的乳汁》,对于军旅作家深入生活、贴近官兵,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具有积极引导作用。当我们读完这篇记述愿坚同志从军之初以及他在战争年代,切身感受到的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对他为何能写出《党费》《七根火柴》《妈妈》《粮食的故事》这样的经典,对他为何毕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许在这朴素的文字里能找到答案。

——编 者

我写的五、六个短篇小说,先后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后,常收到中学同学来信,同学们问:你是怎样写成《党费》《七根火柴》《妈妈》《粮食的故事》这些小说的?你怎么把人民战争写得那么真实,那么生动,又那么动情?你是如何学习写作的?又怎样成了一个部队作家?面对来信和纷纭复杂的问题,我仿佛看到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也看到了他们那一双双充满稚气和求知欲望的眼睛,于是我铺开稿纸,一封封地给他们写回信。每当我拿起笔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的当年,想到了和他们一样度过的年龄。但更多的,是我在他们那个年龄所生活的环境——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莒南。我想告诉他们,是莒南的山山水水,莒南可爱的人民,以及在那里战斗的人民子弟兵,是他们用小米、高粱把我喂大;是他们用全身心的爱,抚育着我成长;是他们用智慧和真诚教导我,使我成了一名战士,成了一名人民的宣传员,成了一名能拿起笔来写一点文学作品的文学工作者。

人民军队是我的家,莒南人民把我养大成人。

战火纷飞的莒南,是人民子弟兵奋勇抗战的战场,也是山东的文学家、艺术家纵情驰骋的文学疆场。但对我来说,那里却是我含着奶头、吸吮着乳汁慢慢长大的一个摇篮。莒南的青山绿水、人民的恩情和军队大家庭的爱,把我这个孩子养大。

记得那是1944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个月明星稀的黑夜。我和我的弟弟告别了当了6年亡国奴沦陷的家乡,跟着山东军区敌工部的老孙,踏上了走向抗日根据地的征途。

7月的夜晚是美好的。我们穿过刚刚秀出穗的谷地,穿过含苞待放的豆棵子,在庄稼地里疾步穿行,一直向西。整整70里路,走了一个通宵,等到启明星亮起来,东方现出了鱼肚白,领着我们走的老孙同志突然喊了一声:“你们看吧!”我抬头望去,在一个高高的岭头上,一棵大榆树的上头,飘扬着一面鲜红的红旗。我明白了,我离开了屈辱的沦陷区,走进了一块光明自由的天地——抗日根据地,我参加抗日战争了,我终于成了一个抗日的革命者!

我和弟弟被安置在县委招待所里,住了3、4天,没有人来。我们弟兄两个等得不耐烦了,决定去找领导同志,问我们的工作问题。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和弟弟走进了县委宣传部部长王伯泉同志的办公室。我站在他的桌旁,弟弟王玉坚躲在我的身后,在肩膀上瞪着一双大眼睛。看见我们,王伯泉同志抬起头来问我:“干什么?有事吗?”我壮着胆子回答:“伯泉同志,我们是来参加抗日的,什么时候给我们分配工作呀!”王伯泉同志摸着他那短短的头发,挠了半天,突然问道:“你们能干什么?”我说:“抗战打鬼子,我们什么都能干。”王伯泉同志摇了摇头:“不!抗战,打鬼子,有这个心是好的。可是要打仗,要革命,那得学本领呀!”我愣了,弟弟也愣了,我们瞪大了眼睛,望着伯泉同志那个光亮亮的脑门,纳闷:抗战打鬼子还要学习?

王部长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严肃地说:“是,革命是要学的。你们年龄还小,将来有很多事情要你们做。你们现在还不能顶一个人用,先去学习吧,学到本领,将来工作有你们做的。”弟弟大胆地问:“我们到哪里学?学什么?”伯泉同志说:“这个已经有安排,你们到山东军区,或者进抗大,或者进滨海中学,先学习,然后领导分配你们适当的工作。”我又问:“山东军区在哪?”王伯泉同志略略想了一下说:“现在军区在莒南县,距离这里有200多里路。”“我们怎么去呢?”我有点发愁了。伯泉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好办,你们两个小孩子吗,贴张邮票,就寄去了。”他大概看出我们有疑惑,就开玩笑地说:“反正你们的姐夫是我们战地邮政总局的局长,邮票由他出。”

当天晚上,我们躺在招待所的地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弟弟趴到我的耳边小声问道:“五哥,把咱们寄去,那邮票贴在什么地方?贴在脑门上吗?”这个问题,我也难于回答,我说:“管他呢,总归是有办法。”果然,第二天下午,有一个五大三粗的同志,推开房门进来,大声地叫道:“哪一个是要到山东军区参加革命的小王啊?”我们两个异口同声:“我就是。”那个同志告诉我们:“我是战邮总局的武装交通班的班长,我姓周,你们叫我老周好了。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们的邮件,收拾一下,明天动身。”我们弟兄俩相视一笑:我们两个大活人,居然变成了“邮件”。

第二天一早,老周同志带着3个交通员来了。他们每个人带一支步枪,肩上还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邮包,老周随手把两个小点的邮包交给我们,并斜着绑到我们肩膀上,一边绑,一边交代:“这是平信,由你们两个背着。要件、密件我们背着,跟着我,我们走,你就走,我们停,你就停。”我们点点头,老周认真数了几个同志肩膀上的邮包,把我们两个肩膀上的邮包也算上,“1、2、3、4、5、6”,然后指着我们的脑袋说:“7、8。”从这时起,我们便成了他的第7个和第8个“邮包”。

我们两个长着腿的邮包,跟着邮政总局的同志,上了南下的路。

走了一天又一天,走过了洪林子,穿过了石沟崖附近的封锁线,经过夏庄,一直走到了莒南县,最后在一个大庄子上停住了脚。大约是第5天的下午,我们走进了山东军区的驻地,莒南县的坪上,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见到了敌工部的赵干事。

赵干事名字叫赵东杰,大个子。他热情地拉着我们两个的手,问这问那,问我们会不会唱抗日歌曲。我们当即唱起《我们在太行山上》,还没有唱完,就被进来的周班长报告声打断。周班长多少有点不耐烦地指了指我们两个向赵干事说道:“你收到邮件,还没给我打收条呢?”赵干事笑了笑,撕下了一块纸,拿起笔写起来。我凑过去一看,他写的是:“兹收到,参加革命的小鬼两名。”签上年月日,盖上图章。赵干事一边把收条交给周班长,一边笑着对我们说道:“看见了没有?我已经把你们收下了,你们从此就进了革命的怀抱了。”

革命的怀抱,多么新鲜的字眼,多么富有感情的词句!确实是怀抱,无论从广义上讲,还是从狭义上讲,都是一个温暖的怀抱。

3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赵干事领着我们,来到了坪上村前的大河滩。河滩上用土堆起了一个高高的舞台,挂上了幕布和汽灯。我们坐在舞台前面,沐着盛夏的晚风,瞪大眼睛,盯着面前的舞台。台上正在演着苏联殊科写的著名话剧《前线》。那些化装成高鼻子的人,穿着洋衣裳,还有那些看不懂却又很新奇的苏联的战争生活,可把我们这两个从敌占区刚刚跑到根据地的孩子给迷住了。

刚刚看了个头,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走到我们中间。他推开别人递给他的一个小板凳,一屁股坐在地上,把我和弟弟揽在自己的怀里,小声地问我:“你是这村的吗?”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山东诸城的,刚刚来参加革命。魁梧军人说:“好,这么小就知道参加革命。好啊!”他显然很喜爱我们,揽着我们的肩膀,把我们抱得更紧了,我的脑袋偎在他那宽阔的胸膛上,手搁在他的肚子上——好软呐!这位魁梧的军人同志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一边看一边不时的附在我们的耳边,给我们讲哪个是戈尔罗夫,哪个是欧格涅夫,哪个是客里空。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和他讲出来的那复杂的情节,我听不太懂,可我觉得他的话和他的胸膛一样,软和和的、热乎乎的。他和我一样看得挺开心,当看到客里空写了一篇假报道:“老将军的眼里没有眼泪,没有。”这时候,他竟然趴在我的头上放声大笑了。

第二天,在同一个土台子上,这位魁梧的军人同志被警卫员搀扶着,走上了讲台,对着我们上万军人做报告。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身体不大好。我问赵干事他是谁,赵干事告诉我,他就是我们山东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尊敬的罗荣桓同志。

后来,我50年代初来到北京工作,罗荣桓同志已经是总政治部主任了。1961年,为了《星火燎原》纪录片的解说词,我带着影片去送给他审查,罗荣桓元帅热情地问起我是哪个部队的。我就给他讲了当年的这段往事。我说我15岁的时候,你在莒南抱着我看殊科的《前线》呢!罗帅开朗地笑了。那一刻,我再一次感到,我走进革命的摇篮和人民的怀抱。

本来,上级是要我们上抗大文化队学习的,因为年龄太小,人家不要,于是我们被送到了当时的滨海干部学校学习,对外的名字叫滨海中学。

一入学,首先学会了一支歌,歌词至今还记得:“海边上,敌后方,抗战的歌声到处在高唱。铁血钢枪,奏成了胜利的交响。同学们,同学们,困难的环境要我们去克服,胜利的担子要我们去担当。”据说这首歌就是我们滨海中学的卢老帅谱曲的。这悠扬的歌声,伴随我度过了在滨海中学学习的日子,也伴随我度过了差不多一生。

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学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弟弟王玉坚只有13岁,被分到了普通队,也就是第一队。我被分到了师范的第4队,任务很明确,学习完了去教书。

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已经很难得。我们就住在老乡们家里,每天早晨出操,吃过早饭,借来一个小板凳,背上自己的背包,就走进了树林。在浓密的树林里,竖起一块木板,架在膝盖上的背包,就是课桌。

在这个课堂里,我们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学习社会科学概论,学习中国革命问题。但我印象最深的第一课,却是生活课。当时,我们4队7个人住在老乡的一个磨房里。白天我们出操上课,老乡就套上毛驴在这里推磨。晚上我们回来,把磨道里的驴粪打扫一下,抱一把麦草,铺在磨道里,就是我们的床铺。

第一次睡床铺的时候,有趣极了。分队长孙振华同志,这个从鲁西肥城来的青年人真有办法,他把几个年龄大的同学分配到磨道里:脑袋顶着脚,围着磨道转一圈,6个人就可以睡下了。还剩下一个我,怎么办?我问分队长。分队长笑了笑说:“这好办,你小,照顾你,你上楼去吧。”“楼,楼在哪里?”老孙一指磨顶,说:“那就是你的床铺。”

我年龄小,个子也小,但再小,盘磨做我的床还是太狭窄了。身子底下冰凉不说,翻个身,一不小心,就滚下来,砸到了别的同学身上。我觉得这环境太艰苦,有点受不了!特别是第二天,又经历了一次惊险。半夜里,我被一个冰凉的东西压醒了。伸手一摸,好像是一个同志的胳臂搭在我的胸膛上。我推一推,说:“拿开!”但随即我就发现,它虽然有胳臂粗细,但冰凉,还带着鳞片——不是人的手臂。是什么?慢慢摸去,啊,原来是一条胳臂粗细的蛇,正在我的胸膛上“行军”。我既不敢动它,又不敢吵醒别的同志,只好憋着气,等它从我的身上慢慢滑过去,才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情不知怎么被房东知道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房东老大爷在编草苫子。晚上回来,大爷把一个草苫子递给我,说道:“小伙子,给你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你铺上,睡觉!”他给我把草苫子叠成两叠,搁到了磨顶上。这天晚上,我睡在软软的草苫子上,草苫子是暖和的,心里也是暖和的。

这时,白天讲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人民爱,这抽象的道理,在这一刻是如此的具体和真实。

房东老大爷给予我的温暖,是我人生的第一课。然而,这一课远远没有上完。我入滨海中学学习一个多月之后,1944年的9月,日寇对滨海地区的万人大扫荡开始了。侵略者的铁骑从不同的方向向西进攻,朝莒南的中心区包围,整个根据地军民投入了残酷反扫荡的斗争。我们滨海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也投入了这场战斗。

令人羡慕的是那些大同学们,他们身强力壮,领到步枪和手榴弹,随区中队和县大队参加战斗。我们这些年小的男孩子和一些女同学,被留了下来。

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我们在十学路的大街上集中。天下着毛毛细雨。部队集合起来,我们滨海中学教导主任周抗,是一位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他严肃地走到了队伍的面前,完全不像前几天教我们唱“什么花开放向太阳”那么和颜悦色。脸色阴沉,略略有些歪的嘴歪得更厉害了。他肩上扛着一支步枪,大步走到我们面前,什么招呼也没有打,就厉声说道:“你们,真到了战斗的时候,都变成了革命的盲肠!”

我学过生理卫生课,知道盲肠是人身上最没有用处的一个器官,如今我们被说成了盲肠,心里肯定有点不愉快。“是盲肠!”周抗主任提高了声音说。“现在,需要拿起枪来,你们拉不开枪栓,需要拔出手榴弹去,你们连20米都投不了,炸不着敌人,还伤了自己。怎么办。只好把你们打埋伏。”

打埋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名词。经他的解释,我明白了,是把我们分别地送到老乡家隐蔽起来。周主任具体交代我们:“你们男孩子去给老乡当儿子,女同志把头发改造一下,握成一个小纂,去给老乡当儿媳妇。”队伍里传来了女同学的笑声,周主任却没笑:“有什么好笑的,就是当媳妇!不过,你们的丈夫在哪里,只有天晓得了。这样安全,这样可以躲过敌人的视线,可以保存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就分别去当儿子、当媳妇去吧!”

接着周抗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本来你们参加革命,就是给人民当儿子,当女儿的,就是人民的儿女。现在,无非是让你们去开始学着做一个人民的好儿女,去吧!”接着一批农村干部走过来,你领两三个,我领四五个,我们一个中学的男孩和女同志,就这样被瓜分了。

我被分到了张家连子坡张大娘家里,张大爷去支援前线了。

张大娘热情地收下我,把我身上用泥灰涂黑,然后让我穿上了不知哪里弄来的一套男孩的衣服。于是我就成了张大娘的“儿子”,大娘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儿,不满两岁,是我的“妹妹”。张大娘给我第一个训练,就是说:“王同志,以后我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蛋蛋。”我说好,大娘笑了。说:“叫一声娘。”我就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娘。这一声娘叫出声之后,我觉得和张大娘亲近了很多。但是我真正把这个娘字从心底里叫出来,那是10多天以后了。

那天,突然发现敌情,张家连子坡的老乡们,拖大带小,钻进了一条山沟逃难。张大娘抱着小女儿,手里拿个包袱,然后把一个小牛犊子的缰绳递到我手里说:“跟我走。”于是,我们就汇入逃难老乡的人流之中。

9月末,穿一身单褂,冷风料峭,大娘就把我揽在怀里,用她的体温暖和着我。这样熬过了一天,直到太阳落山,解除警报,我们才回到了家里。

到家一看,院子里大椿树下,到处是马屎马尿,满地是喂洋马吃剩的一些散落的高粱。原来,大娘家里唯一剩下的一点粮食,都被日本鬼子喂马了。我们进了门,大娘什么也没有管,解开放干粮的那个篮子(莒南话叫浅子),把上面的包袱绳解开,里面是两个地瓜面做的窝窝头,大娘抓起来,都递给了我,然后,自己抱着小女儿,到里屋去了。

饿了一天,我也实在顾不上别的了,三口两口就把两个窝窝头吞下了肚子。当我吃完的时候,忽然发现,“妹妹”在里屋哭得那么厉害,嗓子都哭哑了。我心想,会不会是着了凉,生病了,赶快撩起门帘看一看。只见大娘坐在坑沿上,把孩子揽在怀里,顺手从身边柳条筐子里边抓着花生壳,放在自己嘴里,慢慢地嚼烂,又吐出来,用指头抹到了小妹妹的嘴里。我知道,这些花生壳是留着当柴烧和用来喂猪的,又苦又涩又硬,难以下咽,“妹妹”当然吃着不舒服,也就不肯吃,就哭闹起来。她还不到两岁呀!

我明白了,家里就剩下了两个窝窝头,大娘给我吃了,让自己亲生女儿吃这嚼烂了的花生壳。就在这一霎时间,我发现她就是我娘,我真正的亲娘,比亲娘还亲。我喊了一声“娘”,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哭了起来。

大娘抚摸着我的头,说别哭了,别哭了。我埋怨地说:“娘,你说一声,我给妹妹留一点嘛!”娘半天没有吭声。半晌,她摸我的头说:“小王啊,你是革命干部,你正在学习,你学好了能打日本鬼子。只要打走了日本鬼子,只要革命能够成功,不知能保住多少孩子呐!”

什么叫做人民的爱,什么叫做人民是我们的亲爹娘,什么叫做人民子弟兵,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在这一刻,我懂了。

留在心头的这种感受,永远不会淡忘。10年以后,在北京一座楼房里,在一盏台灯的下面,我开始写作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党费》,当我写到那个女共产党员,为了给组织交党费,不交钱,而交点实用的东西,腌了一些咸菜,交给红军游击队。当她自己的小女儿好久不见盐,想抓一根咸豆角吃的时候,妈妈又从孩子手里夺过来,放进了菜篮子。这个细节,很自然跳到了我的脑子里,来到我的面前,成为稿纸上的故事。它从哪里来,它就是张家连子坡那位亲娘嚼花生壳的形象,在我的作品里变成的文学细节。甚至于连对话,我都原封不动保留了:“同志,只要革命能够成功,不知能保住多少孩子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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