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一支不能忽视的人道力量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池子华责任编辑:陈晨
2018-01-08 10:35

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汉口空袭救护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壮举和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在这场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包括总会及所属地方分会)各级会员,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战的人道救援中。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这支人道力量和他们创造的救护历史不能忽略。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争。国际红十字的诞生来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1859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力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因此,战争救护成为红十字会的天职。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以来,一直出生入死,在战火纷飞的硝烟中救护伤兵难民,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等的枪林弹雨中,都留下其闪光的足迹(池子华等:《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抗战救护,红十字会更是责无旁贷。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中国红十字会努力动员,全力以赴开展战事救护。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蔡廷锴所部十九路军决死抵抗,誓与上海共存亡。从1月28日到3月2日,与敌激战数十次,战事惨烈。上海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所在地。战争一打响,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做出反应,组织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兵难民。在长达3个多月的救护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共组织21支救护队,设临时伤兵医院43所,难民收容所5处,共救护伤兵8600多人,收容难民53100多人(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淞沪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东北告急。1933年1月3日,被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被日军攻陷,战火在长城脚下蔓延。中国红十字会闻讯后,除参与“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工作外,迅速组织起由50多人参加的“东北救护队”,2月3日乘火车北上,并纳入2月14日在北平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系统。长城抗战中,华北救护委员会将救护队分编成12组,分别派往康庄、喜峰口、通州等处救护伤员,同时在帅府园、冯庸大学设救护医院。长城抗战于5月结束。两个多月中,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所隶各救护队救治伤兵7486人,“工作极佳”(同上)。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18日,中国红十字会联合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发起成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为绥远抗战提供后援支持。19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绥远经济委员会”,募集救护经费,并组织救护队驰赴前线,开办临时医院救治伤兵。到12月中旬,“前线一带,已布遍红十字会之旗帜。”(《红会前方电告需要救护药品》,《申报》1936年12月14日)同时,根据前线所需,中国红十字会广泛“征募救护材料”“急救药囊”。当年12月25日、1937年1月20日、2月10日分三批将募集到的大宗药品器械433件、急救包20余万只运往绥远前线,为医疗救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鉴于绥远战区附近难民綦众”,中国红十字会“特先捐助拾万元,设立难民收容所”(《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概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Q0—12—611),给予难民以人道关怀。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调集救护力量,驰赴华北前线(《红会救护队今日出发》,《申报》1937年8月5日)。8月13日,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再次在上海展开激烈鏖战。中国红十字会组建救护队10个,急救队12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和“特约医院”16所,进行全面救护。“综计自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三十日完全结束止,由上海市各医院收容兵民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九名,由伤兵分发站运送后方各地者计七千一百二十八名,由前线直接运送后方各地者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二名,合计先后救运受伤兵民凡四万四千三百八十九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505页)。10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会同旅沪各国名流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设南市难民区,在法国神父饶家驹的主持下,收容难民。至1940年6月,30万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与救助(彭望荃:《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报告》,上海市图书馆藏,旧档信字第109号)。这一模式在南京、汉口等地得到“复制”。“南市难民区”案例与西班牙案例,共同催生《日内瓦第四公约》即《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诞生。

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员和员工,奋不顾身地救护伤员,并设施粥站,向妇孺难民施粥,在阴森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对战争受害者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救助。掩埋死难者尸体,以慰亡灵,义不容辞。据统计,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底,半年中,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共掩埋尸体22371具(《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关于难民救济工作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3118)。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汉口宣告成立。救护总队部是中国红十字会“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506页),它的成立,翻开了抗战救护新的一页。救护总队部从成立至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5月撤销,其间因战事关系,先迁长沙,继迁祁阳,最后迁至贵阳图云关。作为抗战救护的中枢,救护总队组织医疗、医护、医防、急救、X光等队,遍设全国各战区,全盛时有150支,医护人员多达3420人,同时保有救护汽车200辆,卫生材料库11个,“规模之盛达于极点”(同上,第520页)。各大战役,红十字会几乎无役不从。救护概况,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据统计,外科方面:手术119856人次,骨折复位35522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内科方面: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其他:X光照相5631人,X光透视52798人,灭虱人数792148人次,灭虱物数3881176件,检验226593人次,特别营养934833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要》,1946年内部印行,第5—6页)可谓业绩辉煌。

中国红十字会以“博爱恤兵,救死扶伤”为宗旨,恪尽职守,他们中有不少人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红会史料中,有这样一份“追思录”,登载“殉职员工”和“积劳病故”者名录,其中因公殉职的红会人员有47人,积劳病故者67人(同上第15页)。这些为人道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勇士,仅仅是抗战中无私奉献的红十字人中的一部分。

在全民族抗战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以抗战救护为中心,汇聚人道力量,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身保家卫国战争的救援中,谱写出一曲曲激昂乐章,彰显出人道的光辉,也得到社会各界的盛赞,“其伟绩宏效,历八年抗日战事而益显。”(《红十字会筹集基金,蒋主席题词》,《申报》1947年7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地位也因此得到显著提高,1945年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当选为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领导第一次担任这一职务,“深感本会在国际间之地位,业因抗战艰苦光荣之贡献,已具增高。”(《蒋会长报告》,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编:《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事录》,1946年内部印行,不著页码)总之,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日战争中“以全力从事军民之救护,血汗交织,艰苦卓绝,救治军民达一千六百万人,其贡献于国家者殊大”(沈怡:《本会募集事业基金——人人有帮助红十字的义务》,《红十字月刊》总第20期,1947年8月,第1页)。历史不能忘却这支人道力量。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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